國立青島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前身之一）籌建之初，作為籌備委員之一的校長楊振聲曾力主在文學院添設考古學系。他認為，“山東古物豐富，在中國古史上占極重要之位置。（國立）青大一方面對于地方文獻、歷史材料應負搜集與董理之責，一方面對于中外學術界，應負供獻此項文獻與史料之責也?！庇捎趲熧Y等原因，國立青島大學成立后，設置考古學系的計劃未能實現。
楊振聲對此一直耿耿于懷。1930年11月，國立中央研究院和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跡研究會。作為省方聘任的研究會委員，楊振聲親自起草并力促《國立中央研究院、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跡研究會與國立青島大學合作辦法》出臺，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立青大未能開辦考古學系的缺憾，更為三年后學校師生開展學校歷史上首次田野考古發(fā)掘—由山東古跡研究會組織的山東滕縣安上遺址和曹王墓發(fā)掘奠定基礎，在校史上留下光輝一頁，并給予我們諸多啟示。
一
1930年11月4日，國立中央研究院（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牽頭）與山東省政府（由教育廳牽頭）合組“山東古跡研究會”，以方便在山東境內考古發(fā)掘時與山東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
研究會聘楊振聲（國立青島大學校長）、王獻唐（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劉次簫（山東省教育廳秘書）和張敦訥（濟南高級中學校長）為省方委員；聘傅斯年（史語所所長）、李濟（史語所考古組組長）、董作賓和郭寶鈞（后二人均為史語所研究員）等四人為所方委員。研究會由史語所主導，屬相對獨立的專門學術機構。
研究會的籌備和成立，讓一直力倡在學校設置考古學系而未能如愿的楊振聲看到了希望。他聯合王獻唐等人積極游說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和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人，并親自起草了《國立中央研究院、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跡研究會與國立青島大學合作辦法》。研究會成立次日，即1930年11月5日，該《合作辦法》經國立青大與史語所雙方同意、交換公函后隨即生效。
《合作辦法》規(guī)定，國立青大為史語所提供古物陳列室、研究室、研究員宿舍，出借研究所需參考書籍、儀器等學術用品；史語所則輔助國立青大將來考古學系的發(fā)展，指導國立青大學生參加發(fā)掘及研究工作，將古物發(fā)掘情況及研究結果每年在國立青大至少作一次學術報告，出借部分古物在國立青大陳列以便供學生研究之用。
《合作辦法》體現了楊振聲開設考古學系的初衷，他的愿望得到部分實現。1931年5月4日，恰好該文件生效半年后，楊振聲在學校師生集會上說道：“去年中央研究院來山東發(fā)掘古物，成立一山東考古研究會，（國立）青大與之訂立合作條件，一面其古物之研究室及陳列室皆設于濟南（國立）青大校舍內。一面約定發(fā)掘時（國立）青大教員學生得以參加，這就是為（國立）青大將來辦考古學系的預備?！?/p>
其實，國立青大校內的機構設置、規(guī)章制度和課程設置也體現出對考古學的鐘愛。國立青大設有專門的“古物征集委員會”，負責調查收集和整理出版古物，并制定了《古物征集委員會規(guī)程》。后來學校國文系的課程還設置了古器物學、考古學等。這也一定程度體現了學校因地制宜、服務地方的取向。
二
山東古跡研究會成立后曾于1930年和1931年對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進行發(fā)掘，那時國立青大第一屆學生還處于一年級和二年級上學期，正是夯實專業(yè)基礎之時，無暇也無能力參與。
機會很快又來了。
1933年10月，山東古跡研究會確定發(fā)掘滕縣安上村和曹王墓遺址，國立山東大學知悉后，很快提出由學校國文系三年級學生參加發(fā)掘實習的要求。盡管學校在與史語所溝通過程中產生一些小插曲（主要牽涉學校在濟南校舍的出借問題），幸得王獻唐從中極力斡旋，學校師生參加此次考古發(fā)掘最終得以實現。
1933年11月９日，學校師生共9人由青島奔赴濟南，再轉赴滕縣參加發(fā)掘。帶隊教師為生物學系新任主任劉咸教授，其他8人分別是：生物學系繪圖兼繕寫助理員廖雪琴，國文系學生許星園、馬維新、劉位均、魏景泰、耿錫典、薛傳泗和劉裕坤。值得一提的是帶隊教師劉咸。劉咸，字仲熙（重熙），是我國人類學研究開拓者之一，在靈長類動物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他與國立青大生物學系首任系主任曾省系同門，師從我國著名動物學家、國立東南大學生物學系教授秉志先生，并深得賞識。劉咸曾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獲民族學和人類學碩士學位，并先后被選為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會員、巴黎國際人類學學院院士。
王獻唐在《太平十全之室日記》中對此有記載：“（國立）青島大學教授劉君帶學生八人赴滕參加發(fā)掘工作，來館接洽，并參觀古物?！痹S星園、馬維新后來所撰《滕縣安上遺址發(fā)掘紀要》記載：“（十一月）九日晨七時抵濟……是日即由仲熙教授率赴教廳接洽……事竟，參觀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君，亦為代表山東省府參加魯南考古工作之一人……（十日）下午四時抵滕縣，……（十一日）下午四時到達安上村，董氏（董作賓）事先已得本校函告，當將居處飲食，畢為備妥，故雖驟入僻村，而未稍感不便?！?/p>
11月11日，師生9人抵達安上村后，即被分為兩組，分別參加了安上遺址和曹王墓的發(fā)掘。第一組為劉咸、廖雪琴、許星園、馬維新、劉位均，一行５人與中研院的董作賓、王湘、祁延霈和臨時書記李芳蘭，共同發(fā)掘安上遺址，至11月30日工地結束。第二組魏景泰、耿錫典、薛傳泗、劉裕坤４人與中研院潘愨、臨時人員劉雪蓬和山東省立圖書館牟祥農，共同發(fā)掘了位于趙莊的曹王墓，至12月２日工地結束。此外，11月21日至28日，廖雪琴、馬維新還參加了王湘主持的王墳峪調查與試掘工作。其間，史語所李濟前來視察，并有一張騎驢旅行的照片留存?？脊艑W家石璋如在評價安上村和曹王墓的發(fā)掘時，也感慨由于學校師生的加盟，“雙方人員達十六人之多，可與安陽殷墟第四次發(fā)掘相媲美，同為考古發(fā)掘史上的盛事”。
滕縣安上村和曹王墓田野考古發(fā)掘，于同年12月5日結束。其中，前者歷時月余，開坑43個，出土物件20多箱，加上在曹王墓所采獲物件，裝車后由滕縣經鐵路順利運抵濟南。
師生返校后，劉咸于12月9日致函王獻唐表示感謝，信中寫道：“此次同仁參加考古工作，承先生加以指導諸多便利，過濟更蒙盛宴，至深感謝，敝校當局對于此次竭誠合作，甚表欽遲?！?/p>
三
滕縣考古發(fā)掘工作結束后，董作賓因忙于殷墟發(fā)掘，一直沒有完成安上遺址和曹王墓發(fā)掘報告的編寫。
1934年間和1935年2月，董作賓兩度致函王獻唐，表示要抓緊時間編寫安上遺址和曹王墓發(fā)掘報告。后來隨著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他不得不將整理的發(fā)掘報告和發(fā)掘時的記錄材料運往長沙，后又轉到香港存放在商務印書館九龍倉庫里。香港淪陷后，九龍倉庫里的藏品被日軍付之一炬，滕縣發(fā)掘報告和記錄材料也一并被焚毀。
值得慶幸的是，此次滕縣安上村和曹王墓考古發(fā)掘報道最詳細的存世文獻，當屬許星園、馬維新二人撰寫并發(fā)表在國立山東大學《勵學》期刊1933年第一期的《滕縣安上遺址發(fā)掘紀要》一文。
該文系許、馬二人在1933年12月22日完成，占用期刊26頁，近1.5萬字，圖文并茂，分“序說”“遺址時代”“釋龜甲”“住居跡形制”“陶器”“骨角及蚌”“貴婦及其葬殉”“論鬲”和“尾語”等9部分，詳述了安上遺址發(fā)掘經過、遺址年代、主要遺跡和遺物。細品文末所述之“國立大學中，有能因地制宜，特開專科，以作育是等人材者，則不但為其學校本身，多增一存在之意義，其貢獻于歷史文化者，尤具有使整個民族永世不忘之功績”，不難發(fā)現與楊振聲校長立校之初欲設考古學系之初衷及理念有暗合之意。
《紀要》一文中議論較多，且囿于作者的學識和閱歷，文中不乏“訛誤”，但其基本內容涵蓋了發(fā)掘的主要收獲。
董作賓在給王獻唐的信中雖然對參與發(fā)掘的學生發(fā)表文章有些抱怨：“獨惜立論態(tài)度，幾于反客為主，置本會工作于無何有之鄉(xiāng)”“發(fā)表未經本會同意，亦背信約而已”。一是認為文章的行文沒有充分體現甚至是埋沒了史語所在此次考古發(fā)掘中的主導地位，二是沒有遵守約定，搶先發(fā)表研究成果。但董作賓在信中也表達了對《紀要》一文的嘉許之意，“（國立）山東大學學生馬許二君發(fā)表之安上遺址報告，應有盡有，其精細可喜，雖間有訛誤，不足病也”。
四
如今，距離這次田野考古發(fā)掘活動已是90年之遙。重溫這件校史上的重要事件，至少有三點啟示意義可資我們，尤其是青年學子學習和借鑒：
第一，精神非萬能，沒有精神萬萬不能。7名國文系大三學子在天寒地凍時節(jié)，克服食宿環(huán)境艱苦、工作條件落后等諸多不利因素，在專家指導下積極進取、奮發(fā)有為，圓滿完成考古發(fā)掘任務且取得豐碩成果，可見團隊精神、專業(yè)精神、樂觀精神和較強的適應力和毅力是青年學子成長成才必備之要素。
第二，要注重和學會變“單槍匹馬”為“聯合艦隊”。此次考古發(fā)掘工作由國文系和生物學系師生聯袂參與，體現了多學科融合的特色和優(yōu)勢。青年學子在科技攻關、學科競賽等方面要注意避免“單打獨斗”，注重發(fā)揮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效用?？上驳氖牵趇GEM和SRDP等許多國內外競賽和實踐活動中，學子們的優(yōu)異成績和不俗表現一再證明和詮釋了這一點。
第三，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次考古發(fā)掘活動實際上也是一次實踐教學，它充分說明：實踐出真知、實踐長真才，堅持在干中學、在學中干，方能真正有助成才。7名學子中的許星園后來成為知名歷史文化學者，就是一個有力佐證。
文章作者：金松
文章來源：第2240期《中國海洋大學報》（2024年1月11日）
